1949的四六事件和2014的学运

说来有点奇怪又不太奇怪,向来并不以刚烈着称的台湾学生,长久以来却和国民党政府有着丰富和绵延的斗争历史。今天就是历史上极富意义的一天,66年前今天发生的四六事件,是国民党在台展开长达38年戒严时期之前,最后一波的大型学生运动。回顾历史,无论1949年或是2014年,国民党政权对待学生的方式和想法,六十余年下来似乎丝毫未变。

1949的四六事件和2014的学运

四六事件

惨绝人寰的228屠杀(1947年)发生于四六事件的两年前,清乡之后,肃杀之气瀰漫全岛,大家进入静默期,但台湾大学生不是笨蛋,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或中国所作的一切了然于胸。自1945年以后,台湾遭国民政府剥削,民权遭压迫而紧缩,加上在大时代背景下对社会主义的自然响往,促使了终战以来就强调自治、思考和爱乡的台湾学生,在1947到1949年间也开始声援遍及中国各地的「反奴役、反饑饿、反内战」学潮,要求国民政府鬆绑,一时间学运风起云涌。

但蒋政权无意妥协,以省主席陈诚为首的行政当局,只是将学运与共产党挂勾,使尽全力打压学生运动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学生组织,对学生要求视而不见。

1949年3月20日晚,台大法学院一年级生何景岳和省立师範学院(现台师大)博物系学生李元勋,因共乘一辆脚踏车遭警拦查并毒打、羁押。台大与师院学生发动了宛如去年411的「路过中正一」行动,包围警局。次日,警局在群众请愿后道歉。29日,学生决定成立台湾学生联盟,并于5月4日举办全省学生大会。

1949的四六事件和2014的学运

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,什幺都不怕,最怕有组织的人民。此举终于激怒了陈诚。4月6日凌晨,军警进入台大和师院宿舍抓人,台大校长傅斯年和师院代理校长谢东闵和当局交涉未果,学生进行抵抗,但最后仍有数百人被捕。台大和师院学生先后宣布罢课,国民政府逮捕学生的行动则持续进行。

5月10日,恶名昭彰的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」公告实施;5月19日,陈诚宣布隔日起台湾地区开始实施戒严。此后持续有学生被捕,并有人遭到枪决,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代。台大要到1997年才对此事件作出总结报告,称四六事件实为学生「对国共内战困局的回应」。2001年,当时的教育部长曾志朗正式向涉案者与家属道歉。

1949和2014

在今天回过头看这段历史,会惊人的发现当时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马政府,面对学生运动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。首先,他们对运动的起因判断错误。国民政府将学潮定义为共党鼓动,并为台湾、中国学潮合流大为恐惧;马政府则将三月学运或太阳花运动解读为民进党策动,而且时至今日这幺想的仍大有人在。

其次,国民政府以先渗透、后拘捕的方式应对学生运动,不少人甚至遭到枪决;马政府没有动枪,但是在政院驱离行动中,也是动用了国家暴力,至于司法是否也将和六十几年前一样,成为执政者的帮兇,我们还在等着看。他们都可以选择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学运,但是到最后都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,而是作出极端的决定,这同时无论是戒严时期或是民主时期,只要执政者的心态不正确,都会作出一样的抉择。

其实,这两场相隔六十余年的学生运动,起因都来自于政府执政不力,失去民心,同时持续对民众与学生发出的声音漠然以对,自认只要掌握执政权就一切搞定。其实学生们的诉求也很类似,要的都是公平正义,都是民主自由,都是民众最起码的幸福生活。当年的学潮,虽然有人到最后喊出希望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,但绝大多数学生并不想颠覆国民政府,正如同太阳花运动中的学生,虽然占领立法院、行政院,也从来无意推翻马政府。

国民党政府最大的错误,一方面,是把学生当作学生;也就是说,他们认为学生的本份就是读书,如此而已,不应该理会其他事务,更不应该反对政府。另一方面,却也是没有把学生当作学生;也就是说,他们认为学生一切的思想行动都是受到他人煽动,认为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

学生基于尚未出社会,受到社会「污染」、和现实妥协的影响,就一个群体而言永远会在公众言论中占有重要地位,尤其在大学教育几乎已经成为义务教育延长的今日台湾,更是如此。今日回顾66年葥的四六事件,如果1949年的大学生,在1970、80年代以四、五十岁的年龄成为支持台湾民主运动的中坚份子(儘管多数是沈默支持者),我想知道,去年在行政院遭到国家暴力镇压的年轻世代,再过20年,会为台湾塑造出什幺样的社会和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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